江苏公务员考试网本章提供2016江苏公务员申论热点：“二孩时代”期待更多政策红利。更多复习资料可查看2016年江苏公务员考试复习用书。
【背景链接】
这个国家将驶入“二孩时代”。一头连着整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一头连着每个家庭量入为出的生计，从放开二孩到生育二孩，还需要国家释放更多政策红利，为更多人给出笃定的回答。
全面两孩，你准备好了吗?
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两孩”，一阵欢欣鼓舞过后，大家静静地想了想，这不是夫妻俩人的事——怎么生好、养好孩子，与生殖健康、妇幼保健、入托入学等许多相关行业与部门密不可分。
那么，要生“老二”，家庭准备、公共服务、计生工作都能跟上吗?妇女权益能得到更好地保障吗?
【深入分析】
“二宝”来了，家里人都准备好了吗?
“自己年龄大了，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照顾，再要一个谁来照顾?”江西上饶市信州区70后市民缪慧只有一个孩子，一直盼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真正放开了又很纠结。
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初中，现在开始备孕，过两年大的读高中，小的才出生。缪慧说：“高中正是学习紧张的阶段，再生一个孩子，大家都会分心，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而西安市70后妇女杨雪说：“西安已经有人算出来养二胎要63万元，但我主要考虑的不是钱，而是像我这样的年龄，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有影响吗?还能不能生出高质量的孩子?真的害怕缺陷儿出生几率高啊!”
陕西省卫计委主任戴征社分析认为，孩子今后抚养和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女性担心自身的工作和事业发展受到影响、优质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不足，这些都导致不少家庭做出生育决定时犹豫不决。
各地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年多来，生育热情没有出现预期中的井喷现象。陕西省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启动这项实施，截至2015年9月底，全省共受理单独夫妇申请19680对，审核批准19152对，出生人数9005例，平均每个月申请1055对，没有出现扎堆生育的现象。
多数研究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背离是不争的事实。山东威海市符合政策的家庭中，有70%明确表示愿意生育二孩，但实际申请量不足6%。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社区，符合政策61%的人表示想生二孩，但实际申请不足25%。
从全国来看，2014年因新政出生的人口仅为47万，远低于每年新增200万的预期。而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1100多万单独夫妻仅有145万申请再生育。
信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办公室主任江铁山说，传统的“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在淡化，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数量意愿是一至两个子女，三到四人的家庭将成为主要的家庭模式。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了“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在对全国31个省份3万多个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计划生育家庭总体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非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健康管理、代际互动等方面。
角色变了，卫生计生工作跟得上吗?
今年51岁的刘巧云是位干了近30年的“老计生”，作为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计生服务站站长，她对计生工作最忙碌的那些年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是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最紧的时候。当时队伍浩浩荡荡，十几个人一起去动员生育了二孩的妇女结扎。”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认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目标已由控制人口增长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生育工作需顺应新形势，加快推进职能转变，同步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
基层卫生计生机构已经逐渐开始了角色转变。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卫生院副院长刘淑娟说：“威远镇是县城所在地，共有7万人口，尤其是大量在外务工的流动人口，他们的一系列婚育证明都绕不开威远镇卫生院。现在卫生计生工作整合了，卫生院代替威远镇人民政府办理计生相关行政工作，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公共卫生等。”
而“普遍两孩”政策的实施，让很多35岁以上的女性有机会再次怀孕生子，这也给我国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带来挑战。以北京市为例，从单独二孩的年龄结构来看，36岁到49岁的高龄产妇约占17%，去年三级助产机构的高位孕产妇所占比例达到45.6%，高龄产妇越来越多，对孕产妇的安全管理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全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有25万例左右，出生缺陷总发生率是5.6%。出生缺陷已经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刘巧云说，孕前一级预防在减少缺陷儿出生方面成效明显，但仍有部分孕产妇因为遗传、个体差异等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缺陷儿远远超过城市。
2014年，彭泽县上报的缺陷儿有6个，2015年已经有7个。
“一个缺陷儿，影响数代人。”刘巧云告诉记者，如今在城市已经极为普遍的二维或四维B超产前诊断，受经济条件限制，在农村依然比较少见。
孩子多了，公共服务能“齐步走”吗?
为了上班方便，西安市民李琳把家安顿在城市远郊一片新建住宅小区中。在这套80多平方米二居室里，李琳夫妇住一间，两岁多的儿子和外婆住一间。
孩子快到入托的年纪了，李琳这才留意到很难在周边找到合适的幼儿园。李琳说：“附近只有一所私立幼儿园，名额有限，得托熟人才能报上名。且不说收费要比公办幼儿园高出许多，吃住条件也不太令人满意。”
听闻全面放开两孩政策，李琳思忖一下说：“再等等吧，过几年经济条件好了换套大点儿的房子，孩子入托上学方便了再考虑。”
“要不要再生一个?”每个家庭如何选择，不仅取决于国家政策，还要看上学、看病、社保等公共服务条件是否能够支撑，而上学难、看病贵等一系列多年痼疾至今仍困扰着不少地方。
在北京，2014年全市分娩量为24.9万，三级甲等助产机构一床难求。在陕西，由于缺少省级的儿童医院，西安市儿童医院长期以来承担着全省乃至周边省市儿童的医疗保健任务。
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中心小学有27个班，1600多名学生，其中80%都是留守儿童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记者在这里看到，有不少班级都是挤满了六七十个孩子的“超级大班”，到了课间休息时间，由于场地有限，只能有一部分孩子在操场上玩耍。
副校长何新军说，这几年新入学儿童数量有增加的趋势，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学生数量还会不断增加。“教学和户外活动空间已经没有余地，孩子多了，怎么给这些留守儿童及流动儿童足够的关爱和帮助，也是我们的新课题。”
从另一个方面看，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应进一步提高。在南昌一家媒体工作的陈诗蕾担心，全面两孩后，因独生子女而奖励的3个月产假会取消。可是多生一个孩子，妇女的负担会更重，工作会更受影响。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说：“下一步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政策的衔接。要加强生殖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帮助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要便民、利民，做好服务工作，把这件惠民生、利长远、合民心、顺民意的好事办好。”
各方建言：
“放开二孩”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
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二孩时代”的到来，一头连着整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一头连着每个家庭量入为出的生计，还需要国家释放更多政策红利
仿佛一夜之间，“放开二孩”攻占了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有人憧憬，有人激动，但也有人犹疑，有人无奈，就连人们见面打招呼，也在纠结这个新的哈姆雷特式问题——生，还是不生?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孩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些变化，给经济发展和人口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从整个国家人口再生产的高度，“放开二孩”有利于应对老龄化冲击、增加劳动力供给。在舆论场，这一看法有着广泛共识，但是由此引起的次生话题，却也存在着偏激的认识、极端的情绪。
比如说，有人据此全盘否定计划生育，并把曾经支持计划生育的官员和学者拿出来“批判”一番。事实上，“放开二孩”是对之前人口政策作出的创造性延续与改革。制定政策理应保持适应性与灵活性，踏准经济社会发展的鼓点与节奏，人口政策同样如此。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老龄少子日益严峻，调整人口政策是应有之义，这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在这个问题上翻旧账，甚至以今非古，只会加剧社会撕裂、模糊历史认识。
再比如说，有人过度拔高抚养成本，劈头就问——你生得起吗?有人“测算”，北京养育孩子的标准，从出生到就业需要花费276万;有人揶揄，“421阵型变成422阵型，中场球员要累趴下了……80后真苦!”诚然，育儿成本水涨船高，但是类似“花费276万”的说法，依据却不见得客观。讨论育儿成本没有问题，可如果是带着情绪地夸大成本，就可能扭曲生育预期，让人对生育产生无谓恐惧。
偏激的认识需要矫正，对政府而言，也应该认真对待这背后的民意诉求。在“放开二孩”解决了能不能生的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人们想不想生、敢不敢生的问题。育儿成本的上升、养老压力的增大、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人们的生育观念在悄然改变。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不再是家庭梦想，少生优生、自我实现成为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这都说明，“放开二孩”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不能指望政策放开能够自动生效，而应该有更多配套措施，比如，扩充相应的教育资源、降低育儿养老成本，才能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加大对有特殊困难的计划生育家庭的帮扶力度，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精神慰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卫计委的表态，也正是为了给予生育更多关怀与激励。
人口的变化，将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层次的变化已现端倪。进口奶粉应声涨价，专家预言楼市将缓慢升温，人力资源开始讨论慎重招聘女性，而教育专家作出断言——学区房地位更加坚挺……“放开二孩”的政策离实施还有一段距离，就已经引起各个领域的预期改变。可以说，“放开二孩”影响的不仅是家庭结构，更是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女性就业歧视是否会加重?教育资源是否会更加紧张?公共服务需求是否会激增?在“放开二孩”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有一个系统的评估和应对。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哲人说，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独生子女一代终将成为历史的绝唱，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将驶入“二孩时代”。一头连着整个民族繁衍生息的未来，一头连着每个家庭量入为出的生计，从放开二孩到生育二孩，还需要国家释放更多政策红利，为更多人给出笃定的回答。(人民日报)
“全面二孩”来了，教育要提前布局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学龄人口预测、学校规划布局和教育资源扩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做到未雨绸缪，才能赢得主动权。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新的“全面二孩”政策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教育可能面临的新挑战也引发热议。
2008年前后，我国进入了第四个人口出生高峰，特别是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每年增加近百万新生儿。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新生儿数量还会在此基础上继续上升，随之带来的教育需求也会明显增加，教育的提前布局成为一个战略课题。
事实上，学龄人口波动是一个正常现象，但对于学龄人口波动所做出的教育应对，则是对各级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的考验。以往那种在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时大规模撤并学校，在学龄人口急剧增加时大规模兴建学校，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顺势而为的选择，但这种应急性做法也使一些地方陷入“资源不足”与“资源过剩”的恶性循环。面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如何做好教育提前布局?提前布局应当充分考虑到哪些因素?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教育的数量规模提出新的挑战。近年来，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周期性生育高峰和外来人口持续增长双重因素的影响，已经进入小学入学人数迅速增长期，教育承载能力不足问题开始显现，保证孩子“有学上”一时间成为困扰地方政府的一件难事。如何在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基础上新建和改扩建学校，是新的教育规划布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教育的质量结构提出新的挑战。应当看到，人们不会仅仅满足于让孩子“有学上”，让孩子“上好学”才是一个最根本的诉求。因此，面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在当前中小学“大班额”现象仍然非常突出的情况下，除了要通过新建和改扩建学校来保证学位，包括师资队伍建设在内的内涵建设也要同步跟上，这是保证让孩子“上好学”的一个关键要素。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随迁子女教育提出新的挑战。对于流入人口集中的地区而言，除了“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回升，还会面临新型城镇背景下随迁子女就学需求的持续增长，多重因素叠加将使得这些地区教育资源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教育资源不足使得随迁子女无法更好地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人们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而防患于未然的最好办法，就是这些流入人口集中的地区在规划教育布局时，将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纳入其中。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教育的需求和挑战是多方面的，对学龄人口预测、学校规划布局和教育资源扩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只有做到精心规划，未雨绸缪，才能赢得主动权。当然，学龄人口增长引发的教育需求会呈现逐步向上滚动的趋势，不同教育阶段的需求存在一定时间差。在“全面二孩”政策启动之初，如何满足新增的学前教育需求，这一问题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特别是面对当前学前资源相对短缺、公办幼儿园数量明显不足的现实，做好学前教育的提前布局和相关准备，是一项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
虽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学龄人口增长，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多，还会呈现出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但增长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这种增长所带动的教育需求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的提前布局是一个现实要求，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应对可能出现的入园难、上学难问题。(汪明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教育报)
“全面二孩”应以人为最大价值诉求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每一个人，从来不是一个社会的负担，而应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不可替代的力量。如果说“全面二孩”政策最重要的价值指向，大概就在于此了。
按照国家计生委官员的说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40多年，我国由于计划生育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大大减轻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但不论怎么看，这“少生了4亿多人”都是一个让人并不感到美好也并不能感到轻松的说法。这里面的确包含了对于“如何做到少生的”这样一种诘问，以及对一些计生利益、行政手段的探询，同样也包括我们今天已经不得不正视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现象加剧，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愈发严重，以及低生育陷阱或计划生育人口坑现象越来越严峻的现实。
附加在“全面二孩”政策之上的“应对老龄困局”等说法，曾令一些人士感到了些许功利意味，而颇不舒服。然而试问除了放宽生育政策，还有什么能够化解一个社会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现象?这其中的逻辑只能是：当关于人的价值导向不被坚守的时候，更多的困局也就接踵而至。事实上，这样的困局同样也包括政策放宽之后如何激发人们的生育意愿。
虽然没有明说，但“鼓励生育”的意图已然明朗。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际，“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旧被一再提醒并强调，但通过松动生育控制，使人口结构趋向合理，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却无疑是此番政策放开的明确意图。相关部门的态度也表明了这一点。记得在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之时，各地都出台规定，在政策落地之前“单独”抢生二胎仍属违规;而此番“全面二孩”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国家计生委官员认为，现在怀“二孩”不算抢生。但是这样的鼓励真能带来普遍的生育热情吗?
有多少人想生却已超过最佳生育期而不得不放弃是一方面，有多少人想生却在环视现实或算了一笔经济账之后黯然放弃又是另一方面。解放日报调查显示，上海超过55%的受访市民没有生育二孩的计划。专家表示，按照单独二孩政策实行期间的情况推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一定会提高上海市的人口出生率，但提高比例将非常有限，从长期看，上海市民生育意愿不会显著提高。在云南，去年3月通过“单独二孩”的政策后，昆明并未出现“井喷式”的申请热潮。而此次生育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也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受“热捧”。
曾经在“单独二孩”实施中反映出的“社会生育意愿总体低迷，年轻一代对生育淡漠”现状，已足以表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简单把人口当作一种资源进行调配式管理。即使是国家可以通过计划或行政的手段让国民少生育，比如“少生了4亿多”，但这种结果并不能意味着，它同样可以用放开的方式让国民多生育。
不以人口为简单的资源进行管理，就需要真正回归对人的尊重的价值导向来。人人生而平等，人的权利保障等，或许显得宏大，却同样投射到人们的生育意愿上来。除此之外，如何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为国民提供更为笃定的期许，同样关乎导向原则。问题是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所谓功夫在诗外，“全面二孩”政策的意图既然在于积极开展应对老龄化行动，那么国家要做的，就不应仅仅是止于放宽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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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人口未激增 来自“普二”试点地区的报告
当不少地区沉浸在国家放开全面两孩政策的喜悦中时，位于燕山深处的河北省承德市却平静如常。早在30年前，承德和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就低调地启动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试点。
承德市农民王劲泉有两个儿子，老二是在实施试点后两年生的。“当年全家就指着地里收成过日子，多一个孩子就多个劳动力。”他回忆说。他的话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情。“欠发达农村地区只生一个男孩，对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确有困难。”承德市卫计委副主任孙瑞国说，老百姓对1980年实施的一孩政策有抵触情绪。
河北承德、甘肃酒泉、湖北恩施以及山西翼城县地处“老、少、山、穷”地区，经济不发达，生育意愿较为强烈，生育水平在全国也处于较高水平。正因为如此，从1985年开始，这些地区陆续在当地农村实施“晚婚晚育+间隔”的“普二”政策。
适当宽松的计生政策会不会导致人口激增?在全国人口数量剧增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计生工作者的心中。但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承德在试点第二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曾一度回升至20‰左右，3年后便恢复至比全面一孩政策实施时还低的水平，之后持续下跌;酒泉在“普二”政策实施之初也出现过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一定幅度回升的现象，但从实施30年的数据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省和全国水平，并在继续下降。
2000年，山西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1982年至2000年，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全面低于全国、山西省和临汾市。
二孩政策对调整当地人口结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承德市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顶部圆锥、中部和下部相对均衡的圆柱形结构，青壮年及以下各年龄段人口的数量相对均衡。而承德市中心城区双桥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多数家庭人口结构形成“4+2+1”金字塔形模式，是典型的人口衰落型模式。承德市计生委2011年测算，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和后来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未来15年，双桥区将出现人口负增长;未来75年，人口将由2010年的30万降至15万，老龄化和社会抚养比均超过50%。
放开二孩还导致多胎率下降。承德市的数据显示，当地多胎率从1987年的18.5%降至2010年的5%。双女户石峰艳说，自己不想再要孩子了，“一个不够，两个正好”。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教授说，试点地区人口态势达到了试点初“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
最近十几年，承德市拿着“生育证”推迟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多。双塔山镇通沟村有134户家庭，共计415人，其中60岁以上96人，18周岁以下户籍未成年人32人。“大家普遍不愿意多生。”村支书胡光海说，村里有个家庭，过去超生了第3胎，如今他的3个子女全都只生了一胎。一些人申领了“二孩证”却迟迟不生育，还有一些则干脆放弃了。双滦区下店子村村民王纪香和丈夫只生了一个男孩，她说：“我和丈夫分别有7个兄弟姐妹，之前一直过着穷日子，希望少生快富奔小康。现在，资金和养老方面都有很好的补偿，更不担心养老问题了!”
如今，这些试点地区的计生干部担心的是，出生人口继续萎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脱离了土地和农业生产，教育水平高了，生育意愿更低了。”承德市卫计委规划信息科科长王继国说，“育龄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生育观念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承德市承德县八家乡南杖子村共有1453人，285位育龄妇女只有33个申报独生子女，人口萎缩情况明显。翼城县近年来的出生率已达到7‰—8‰的超低水平，自然增长率为2‰—3‰,接近零增长。
“生活压力、抚养成本是我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承德钢铁公司80后职员张春然说，“把生育权还给我固然是好事，不过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