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日的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刘院长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关注，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站在医院单边思考的结论，是对患者利益的浑然不顾。
为广大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这当然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向往的“中国梦”，也理应是中国各界为之奋斗的目标。提高挂号费的思路，与这样的目标以及民众的期待，显然有些不合节拍。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美好的愿望总需要通过一些条件才可能实现。如果只是一味强调愿望，不去考虑条件，这愿望只能成为乌托邦。
衡量一国医疗服务状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千人医生数，我国是1.8人左右，而欧美国家是3—6人之间。即使在欧美国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优质医疗资源敞开供应患者，显然，我国希望优质医疗资源服务大众化也有悖实际。
所谓优质医疗资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能迈入优秀行列的永远只能是占总数不到1%的塔尖人物，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十万名患者才对应一两位优秀的医疗专家，一些相对热门的专业，要达到百万人甚至千万人对应一名。这种比例下，不管政策如果制定，看不上优秀专家号的患者，永远是大多数。那么，谁该成为那些能够享受优秀专家服务的幸运者呢?这需要一个规则。
目前采取的规则是排队取号制。这看起来公平，但因为不同群体离大医院的距离不同，每个人的时间成本、身体状况各异，就导致了大家排队的代价与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对等性。号贩子为什么能取得号源，就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这种不对等，用自己低成本排队得来的专家号，卖给急需的患者。
所以，所谓公平排队其实并不公平。要让挂号规则更公平，一方面要加强分级诊疗，通过基层医疗的首诊，过滤部分不必要求助专家号的患者。另一方面就是抬高门槛，让患者在决定是否寻求专家号时，多一重经济上的衡量，避免过度就诊。这不但利于打击号贩子，同时，体现专家水平的挂号费，对于建立质高价优的薪酬机制，让更多的医生钻研业务而非生计，进而提高我国医疗的整体水平、改善医疗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应该是院长提议涨价的最基本逻辑。
其实，提高专家费，并不一定会损害患者的利益。只要社区能够做好首诊，及时分诊，医保机构能够为专家号的费用提供足够的支持，这必将形成一个医患共赢的良好局面。
